《民法典》的亮点和特色是什么？

(一)

《民法典》

具有极强的中国特色

《民法典》编纂始终贯彻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从《民法典》第一条中就有明确的体现：“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适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民法典》第二条至第十条从民法原则上对社会核心价值观进行了体现，特别是其中的秩序原则、绿色原则和

公序良俗

原则具有极强的中国时代特色：其中“绿色原则”的提出，是kk律师网

以人民为中心

，可持续发展在法典层面的具体体现，是与我们国家的发展政策向呼应的;而“秩序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则是强调“习惯”“公序良俗”的作用。社会问题的治理，不仅仅要依靠法治，同时也要凭借善良风俗;需要基层组织处理群众反映问题的时候，不仅要懂法，还要对所在地区的习惯、风俗具有明确的认识。问题的处理结果，不应当违反法律规定，也不应与该地区历史形成的善良风俗不同，而影响群众的“法情感”，未能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打开《民法典》，我们发现使用语言是平实易懂的语言，从形式上保障了人民的权利;而《民法典》中对民事主体人身及财产权利的保护，是从实体上体现出人民当家做主。《民法典》对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等倡导性规定，无不是《民法典》中国特色的体现。

(二)《民法典》具有显著的开创性

《民法典》的开创性体现在历史维度和编章设置。《民法典》是近代中国第一部法典，开创中国法律法典化的先河。中国自古有“重刑轻民”的法律传统，法律制度主要集中于刑事规定，

民事纠纷

的解决主要由社会基层组织依据道德、礼俗给予解决。近代以来，在“西学东渐”的思潮下，进行了大量学习西方制度的努力，但距离具有自己的法典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新中国成立

以来，《民法典》在1954年开始就进入草案阶段，历经66年积累与准备，终于2020年5月28日通过。

《民法典》的编章设置，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法典，有开创自己的特点。我国《民法典》将“

人格权

”独立成编，是其他国家没有过的，足以体现《民法典》对人的权利的重视。人格权编不仅对传统的生命安全、身体健康的相关权利进行明确规制，更是对人的精神健康进行了规定，强化对人格权的保护、对人格尊严的维护，强化了隐私保护，进一步加强了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完善了相关的保护规则。

(三)《民法典》具有很强的实践连续性和可操作性

《民法典》1260条是建立在

婚姻法

、继承法、

民法通则

、收养法、担保法、

合同法

、物权法、

侵权责任法

以及民法总则等九部民事法律所确立的框架下，对原有法律条文进行了吸收和精练。在立法过程中，《民法典》条文吸收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150余条，而这种“吸收”体现在司法实践中就是法院裁判的延续性，对于社会经济的平稳，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民法典》不但提供纠纷处理的基本原则，还制定了常见具体问题的处理规则。以旅客霸座为例，近些年霸座事件屡见报端，但往往停留于道德层面，公权力介入存在法律障碍，而本次《民法典》第八百一十五条明确规定：“旅客应当按照有效客票记载的时间、班次和座位号乘坐。旅客无票乘坐、超程乘坐、越级乘坐或者持不符合减价条件的优惠客票乘坐的，应当补票，承运人可以按照规定加收票款;旅客不支付票款的，承运人可以拒绝运输”。《民法典》以明确态度，对于霸座行为给予了法律的否定性评价：赋予承运人有向“霸座”人员按照自行规定加收票款的惩罚性权利，更重要的赋予了在旅客不支付票款的情况下，承运人可以拒绝运输，不但能够使霸座人员受到应有惩罚，也从事实上维护了合法旅客的权利，引导了良好的社会风尚。

民法典第五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这与传统法律中的“两相和同”理念有着文化上的继承性。古代社会的契约称作“和同”，又称“两和”。如《唐律疏议·名例四》谓“和同相卖者，谓两相和同”。“和”即“和调也”，将不同的主体通过和调的方式，使之达到两相情愿、彼此同意的境界，便是“和同”。用今天的民法术语表达，就是“意思自治”，即参加民事活动的当事人，按自己的意愿缔结民事法律关系而不受外力干涉。

“两相和同”是契约有效成立的前提条件。形成于西周中期的“格伯簋”铭文便是显例：格伯自愿售良马四匹与倗生，倗生给价三十田，写下契券从中分开，两人各执一半，格伯返回后铸造青铜簋记录此事。又如，现存北宋太平兴国九年(984年)的一份土地买卖契约，记录了马隐等人将土地卖与石进充作坟地一事。全文百余字，三次使用“情愿”一词。反之，在民事活动中违反和同原则，不但会导致民事行为无效，当事人还会受到法律制裁。

公平原则与“法平如水”观念

民法典第六条规定的公平原则，在历史上更是由来已久。“法”字的篆书为“灋”，其字义释为“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廌”即独角兽，遇有纠纷，用独角将不直的一方触而去之，从而使社会秩序达到像水一样的公平状态。

在古代社会，法平如水的观念不仅深入人心，也得到了历朝律令典章一以贯之的维护。《张家山汉简》载：“其失火延燔之，罚金四两，债所燔。”失火行为造成他人损失，不但要罚金四两，还需承担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资治通鉴》记载，唐高宗永徽元年，中书令禇遂良压低价格购买他人房宅被揭发，大理寺判其以铜赎罪。依据《唐律》，该判决明显处罚过轻，大失公正，后禇遂良和大理寺少卿均被降职迁官。明弘治《问刑条例》中规定：“典当田地器物等项，不许违律起利。”诸如此类的立法规定和司法案例表明，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中，从来不缺乏公正平等的精神价值，亦是推进今日法治建设永不枯竭的文化遗产。

诚信原则与“朋友有信”观念

民法典第七条所定诚信原则，在传统社会有着丰厚的文化土壤。孟子曰：“朋友有信”。这里的“朋友”概念，不是特指那些与自己关系亲近、感情深厚的人，而是泛指普通的社会关系，凡是与自己打交道的人，皆当以朋友的态度待之，最为紧要的就是一个“信”字。在汉字中，“信”和“诚”可以互训。诚信不但是古代中国重要的道德概念，在“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八德中排在第四位，更是人人安身立命的生活信条，故有“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等民谚。

传统法律制度维护诚信的力度很大。《周礼·秋官·司约》载：“凡大约剂书于宗彝，小约剂书于丹图。……其不信者服墨刑。”重要契约须刻载于宗庙彝器上，一般契约则书写在红色竹帛上。违背诚信破坏契约的，要处以墨刑，让人一望而知其是不守诚信的“老赖”。《汉书·刑法志》谓之“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及至隋唐，在民事活动中违反诚信原则的，则处以笞、杖之刑，同时还需承担债务清偿责任。《唐律疏议·杂律》中规定：“诸负债违契不偿，一匹以上，违二十日笞二十，二十日加一等，罪止杖六十;三十匹，加二等;百匹，又加三等。各令备偿。”宋元明清基本沿袭这一规定，无有大改。

由于失信行为要受到刑罚的惩治，违法成本高，所以民事经济交往中的失信行为人，往往愿意接受调解，以免诉至官府遭受皮肉之苦。这正是古代社会民间调解发达的原因所在，而调解又以其及时有效化解民事纠纷的功能，反过来推动诚信观念深入人心。民法典强调民事主体“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既是对传统法律文化的继承，更能有效应对诚信危机。

公序良俗与“法顺人情”观念

民法典第八条确定的公序良俗原则，与古代“法顺人情”的传统可谓一脉相承。法家代表人物慎到说：“法者，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法乃人定规则，不过是人心情理的条文化，故有“律设大法，礼顺人情”的说法。只有符合情理的法律制度，才能有助于公正秩序的建立和善良风俗的形成;反之，则可能伤风败俗。例如秦朝“任法而治”，推行《分户令》，强制父子分家别居，割裂了亲属间应有的亲情。汉朝以后奉行儒家思想，提倡同财共居，曹魏时下令“除异子之科”，严禁父子分家。隋唐至明清，法律中形成禁止“别籍异财”的规定，既倡导了孝老爱亲的道德风尚，又妥善解决了养老敬老的社会问题。

清末以来，“父慈子孝”“夫妇有义”等家庭美德受到很多人的无情贬弃。当今社会中，赡养费纠纷逐年增加，离婚纠纷持续飙升;“扶弱济贫”“守望相助”等社会公德遭到漠视，出现帮扶老人反被讹诈、见义勇为反被诬告的现象。针对不良风气，民法典在婚姻家庭编中规定：“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并在协议离婚环节设置“冷静期”，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申请;在总责编的“民事责任”部分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如此规定，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常情常理常识，无疑是对“天理国法人情”相统一的法律传统的创新性发展，必将为构建和谐家庭、美化社会风俗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法律分析：是一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的民法典。民法典系统整合了新中国70多年来长期实践形成的民事法律规范，汲取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优秀法律文化，借鉴了人类法治文明建设有益成果，是一部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民法典，是一部体现对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各方面权利平等保护的民法典，是一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的民法典。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条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宪法，制定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