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施行后，高空抛物广州首案具体是怎样的？（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知识就民法典的编纂谈谈你的认识）

1月4日，广州越秀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高空抛物案件，判决黄某某赔偿9万多元。该案作为民法典施行后宣判的首个高空抛物纠纷案件。

一、事件回顾

2019年5月26日，庾婆婆在自己的小区楼下散步，突然间从高楼抛下来一瓶矿泉水，这致使老婆婆吓到摔倒了。之后被送去医院治疗。经核实，矿泉水是楼上35层住户黄先生的小孩从阳台丢下来了的，并且有监控作证。之后双方签订了一份确认书，协议签订后，黄先生向庾婆婆支付了10000元以示赔偿。

被送去医院的庾婆婆，最终被确诊右侧股骨转子间粉碎性骨折、高血压病Ⅲ级(极高危组)、右侧眼眶骨折。中山大学附属医院也证明了此伤是5月26日导致的，并且伤情构成十级伤残。庾婆婆前前后后共花费了数万元。

庾婆婆以黄先生除已支付10000元外未再支付其他赔偿款为由，向越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黄先生赔偿医疗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交通费、鉴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扣除黄先生已支付的10000元，合计100344.12元。

二、民法典施行，侵权者需赔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四条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有权向侵权人追偿。

在本案中，庾婆婆被高空抛物坠落所导致的伤害，将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最终被告黄某某赔偿原告庾某某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鉴定费合计82512.29元，赔偿原告庾某某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

一、民法典彰显中国智慧

作为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民法典开创了我国法典编纂立法的先河，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也为世界法治文明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目前，全世界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有民法典的国家和地区不超过40个。

诞生于21世纪初的中国民法典体现了中国特色和创新，是21世纪高科技、大数据时代的民法典代表，将会在世界上产生巨大的影响力。民法典的编纂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渐次推进、臻于至善的过程。回顾多年来的立法历程，显而易见是一步步单行的民事法律颁布实施后。

到了今天再编纂一部统一的民法典，这在立法的技术上称为先零售后批发，充分彰显了中国智慧，这种立法技术也是对人类立法史的贡献。民法典编纂是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生动实践。肖胜方说，先零售后批发的立法技术就是科学立法的体现。

二、民法典保障人民美好生活

在肖胜方看来，民法典的重要意义主要有五大方面。首先，有利于推进民事立法体系化。法典最重要的就是体系化，它不是简单的汇编，是要遵循统一的逻辑、统一的法律用语。新中国成立以来，狭义上的法律共计有258部，其中包含了很多的单行民事法律。

这些法律在不同的阶段完成了不同的立法使命和目标，解决了不同的问题，有的使用的法学理论不同，或者使用了不同的法律用语，甚至有不同的法律规范等，而民法典将分散在各单行法中的民法规范系统集成，形成一部体例科学、内容协调、规范合理。

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的法典，更好地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民法典还有利于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肖胜方说，依法治国，就是用法治的手段治理国家、管理社会，核心是规范公权，保障私权。规范公权，需要依靠宪法和行政法。

保障私权则依靠的是民法。私权利得到了保障，这也促进了公法的规范，对法治政府的构建具有非常大的意义。而且，民法典还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助力优化营商环境。肖胜方表示，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

法治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基石,完备的法律制度和法治理念是市场良好运作的前提。民法典一大重要意义是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提供保障。肖胜方说，诞生于新时代的民法典，以保护民事权利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回应人民的法治需求。

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此外，民法典还有利实现公正司法，也有利于依法行政。肖胜方指出，在过去，不同的法官判案，或者同一法官在不同时期引用不同的法律判案，可能会得到同一个结论，但也许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如果同案不同判，老百姓会难以理解，认为司法不公。民法典有效解决了法律适用冲突问题，为法官适用法律提供了全面系统的依据，有效防止裁判尺度不统一。

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迄自清末延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其原因主要有: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中国法律传统的历史选择;大陆法系法典化浪潮的影响;急功近利式法典化的必然结果。

民法法典化问题历来就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与热点。对我国近代民法法典化的历程进行分析,探讨其法典化原因,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我国民法法典化方向和我国民法典命运。笔者试就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原因做一分析,以期对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问题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简要历程kk律师网

1907年9月,清廷派沈家本、俞廉三、英瑞为修律大臣,参考各国成法,体察中国民情,主持修订民律。1911年8月,修订法律馆完成《大清民律草案》,史称民律一草。它仿德、日民法典之体例,分总则、债、物、亲属、继承五编,计33章, 1569条。这部民律草案虽然因清亡而未及颁行,但是其“潘德克顿式”(Pandekten System)的民法编纂模式,打破了中华法系“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旧体例,其法典化的体例和模式确立了中国近代民法发展的基本方向,从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法制的演变。“可以说,《大清民律草案》是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运动的真正开端。”[1]169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修订法律馆以《大清民律草案》为蓝本,于1925~1926年完成编纂《民律第二次草案》。《民律第二次草案》分总则、债、物权、亲属、继承五编, 1320条。由于时值北洋军阀割据,政局动荡,因而该草案未能完成立法程序而成为民法典。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次年立法院成立民法起草委员会, 1929~1931年先后颁布实施了民法总则、物权、债、亲属和继承五编,共9章、1225条。这完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式颁行的民法典—《中华民国民法》,最终实现了始于清末的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

二、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原因

为什么中国近代民事立法走上大陆法系法典化道路,而没有选择英美法系的判例民法模式呢?回顾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历程,我们认为有以下主要原因:

1.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

近代中国经历了一个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伴随着社会的历史转型,中国法制也在经历嬗变。法律制度是一个国家社会内部生活条件的集中体现。它反映了一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基本状况。正如公丕祥所说的,“推动中国法制变革的主要根源来自于中国社会内部存在着的处于变化状态中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在这些条件的综合作用下,形成中国法变革的运动能力和运动方向。”[2]165因此,分析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的原因亦应该把它置于这一历史转型中去。

近代社会的转型是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的源动力。经济上,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使得中国男耕女织式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的“民刑不分”的封建性法典已经不适应商品经济迅速发展所带来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新变化,因而迫切需要制定民律以便调整、维护民事法律关系的秩序。政治上,中国近代社会由集权政治制度向现代化民主政治制度转型。“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确立了共和制政体。[

虽然辛亥革命的果实被北洋军阀所窃取,但它始终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政治目标,以民主、自由、平等和保障人权为价值取向和依归,并在实践中切实引进、借鉴实施西方民主共和制度,使得民主法制观念深入人心。”[3]27-28“对于法典编纂而言,政治因素必定是重要的,并且当法典问世之时,也必定有适当的政治环境。”[4]145因而,民主法制观念的逐渐普及、民主共和政体的确立为中国近代民法的编纂提供了政治保证。文化上,中国近代社会由封闭、单一、僵化的传统文化向开放、多元和批判性的现代文化转型。“在中国特有的社会土壤中产生了诸如专制主义、义务本位、礼刑合一、等级观念、宗族主义、权力崇拜等特殊的文化现象。当我们观察这些文化现象时,会发现它们恰恰与建立在民主、权利、自由、平等、个人主义、法治主义基础之上的西方私法文化是格格不入的。”[5]18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私法观念,而民法法典化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在中国民众心中树立民法与私法的观念。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变是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的文化基壤